陶澍：字云汀，安化小淹人陶家灣人，出身布衣，家境貧寒，自幼聰明，發奮求學。18歲入縣學，23歲鄉試中舉，25歲成進士;歷任翰林院編修、御吏、給事中、道員、布政使、巡撫、總督。

　　陶澍生活在清朝乾隆、嘉慶、道光年間，這是清朝由盛到衰，由強到弱，由內患到外憂的時代。作為清朝的重臣，他憂國憂民，以身作則，把所屬管區治理得十分出色。在任期間他注重整頓吏治漕務、興修水利、改革鹽政、倡行海運等清代政治經濟制度百弊叢生后積重難返的老大難問題。魏源說“公議海運，則南漕北倉撓之，議裁差費，則窩商蠹吏撓之，議裁糧私，則萇蘆總漕撓之，群議沸騰，奏牘盈尺。”，陶澍面對這些棘手問題，皆“奮不顧身，力排眾議，卒能創始善終。”

　　陶澍一生非常重視個人品德修養，常以“要一文不值一半文，莫道人無知者;辦一事須了一事，如此心乃安然”自勵，故有“清官”之稱。陶澍的廉潔自持和事必躬親的務實作風影響了下屬群僚，如興修水利，治理淮河，他親到現場，觀覽淮河形勢;疏浚吳淞江時，他親自分段驗收。他認為水利是“覆育蒼生”的大計，只有興修水利，農田才能旱澇保收，社會才能安定。清代自乾隆以后，官場貪污受賄、瞞上欺下，因循拖沓，腐敗成風，無行政效率可言。陶澍認為“吏治不清，欲民之康樂不可得也。”他即“實心實力，矢公勤以率群僚，別賢否以端吏治。”，他整飭吏治，提出八項整肅措施，奏請清庭施行。他整頓漕務、倡行海運，以減少漕糧北運經費;改革鹽政，在淮北推行票鹽制，取消明清以來的綱鹽壟斷專賣制，便利商人領票自由購銷，促進了商業資本的發展，又降低了食鹽價格，有利于廣大貧苦人民。魏源說“兩江總督所轄三省河漕、兵農、吏治、水利、海塘、繁劇甲天下。又兼管鹽政，案積如山”都得由陶澍親自處理，真是耗盡了心血。故《清史稿》對陶澍的政績評價很高：“陶澍治水利、漕運、鹽政，垂百年之利。為屏為翰，庶無愧焉。”

　　陶澍在維護祖國領土完整上更是高度警惕西方國家可能發動的侵略，驅逐英國諜船，制定《巡洋會哨章程》，加強水師，以“威攝外夷”。特別在鴉片問題上，更是堅定的禁煙派，指出鴉片“不但耗天下之財，且傷天下之元氣”，向清庭提出禁煙八策，力主嚴禁鴉片，派水師巡邏沿海，查禁煙土，1838年陶澍在江蘇繳毀大批煙土，成為震動朝野的大事，在其病重時，力主林則除為虎門銷煙的欽差大臣。

　　在他的治理下，兩江地區經濟文化得到地一步開發發展，“其撫安徽，厘庫項虧空，以豁三十年之吏敝;舉義倉，水利，以拯三十州、縣之災黎。其撫江蘇，創行海運，以更蘇、松、常、鎮、太倉之漕困;大疏吳淞、瀏河、白茆、孟瀆，以解三吳之積潦。其督兩江，兼司鹽政，汰浮費二百余萬，以濟淮南，去壩費、岸費各數十萬，改行票鹽，以蘇淮北。”“勸施種子，以增產糧食，大興水利，為數十年之利;清理財政，促成嘉和滿大田的豐收景象，兩江治鹽，為清庭帶來鹽銷課裕的財政收入。”正是由于陶澍卓有成效的經營，道光帝才倚其為“干國良臣”。

　　陶澍在事業的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，在于知人善任，善于發現人才，啟用提拔人才，能團結大批有志之士，成為群才之首。陶澍自稱“余自翰林出官蜀晉，宦轍所至雖未敢遽能化民成俗，而于勸學造士之道，每兢兢籍為先務”。一方面建設書院，曾建惜陰書舍于江寧，建震川書院于嘉定、建敦善書院于海州;幾乎對安徽、江蘇及湖南安化的所有書院都曾捐銀倡修、擴建。特別是對家鄉的教育事業關懷備至。如道光十六年捐田50畝作為崇文書院肄業生員獎賞費，捐田120畝為生員赴省參加院試、鄉試旅費，使貧寒子弟逢科舉之年，不會因缺資而裹足不前;學宮、書院的整修又捐銀資助并親自撰寫《重修學宮記》。故安化從此科考連捷，人才輩出，自嘉道以來有進士七人，鄉試中舉者更多;足見安化文風日盛，與陶澍對桑梓教育的關注是有聯系的。另一方面又大力發現、培養、扶植、薦舉了大批各類人才，如在他任兩江總督之始，請調林則除為江寧布政使，二人志同道合，稱其“十倍于臣”，薦舉林為總督，與賀長齡相好至交，共倡經世思潮，組織海運，推行改革，對陳鑾十分信任，極力扶植，共同開發江蘇;發現胡林翼幼年聰慧，即以女相許，帶在身邊讀書教導，以總督之尊結交布衣左宗棠，并屈尊聯姻。林、賀、陳、李、胡、左等人在他的薦舉下均升任總督，成為近代有功于國的名臣。魏源、包世臣、黃冕等曾是陶澍幕僚;王鳳生、俞德淵、姚瑩、徐寶森、梁章鉅、申啟賢等曾是陶澍下屬;龔自珍、湯鵬、鄧顯鶴、黃爵滋與陶澍友好往來。等等這些人物都是中國近代歷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。

　　陶澍作為封建統治階級的一員，當然不可避免的有其階級的、歷史的局限性，他的一切整頓改革功績，主觀上也是為了鞏固封建統治秩序，充裕封建政權的財力，但客觀上相應地減輕了廣大勞動人民的負擔，有利于社會生產的發展，推動了社會的進步。